功利化是学术诚信与尊严的大敌

日前，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斯普林格出版集团发布声明，撤销旗下期刊《肿瘤生物学》所刊登的107篇论文，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。此次被撤稿论文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，撤稿原因称是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。

中国科协对此回应称，虽然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但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、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，也理应对此承担责任。

这已经不是中国学者论文第一次被大规模撤销了——2015年8月，斯普林格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，这些论文均出自中国作者。之前的2015年3月，英国出版社BMC宣布撤回43篇学术文章，其中41篇出自中国作者。对于撤稿，出版社均给出了“同行评价涉嫌造假”的理由。

 

国外的教育和学术规则，大多是基于学术诚信、学术尊严而设计的。包括博士论文答辩，可能就由导师邀请几位好友导师进行，可是，没有导师会在答辩时“放水”，教育与学术尊严会让他们坚持严格要求。原因在于，整个学术管理和评价，实行同行评价，强调学者的声誉，学者也十分珍惜自己的声誉，如果学者一旦出现造假行为，就是十分严重的失信后果，将很难在学术圈继续“混下去”。

学术期刊请投稿人推荐审稿人的制度，对于国内一些学者来说，就显得“漏洞百出”了。要知道，就是实行“匿名评审”，有的学者都可能想方设法托关系找到评审人，要求写一个好一点的评价，何况可以自己推荐评审人了。发现这一“漏洞”的学者，就在推荐评审人、提供同行评审中造假。

这一做法，随着为发表论文提供服务的“第三方机构”的出现，变得更猖獗。而为发表论文提供服务的“第三方机构”，也基本上是为中国一些学者量身打造，只做他们的“生意”。一个严肃的学者，根本不会请“第三方机构”发表论文。

国内一些学者在论文发表方面的造假，可以说是全方位的，甚至涉及到“引文”造假，即在论文被引用上也弄虚作假。“第三方机构”也就提供包括代写、代同行评审、代发表、代引用的“一条龙”服务。这和学术无关，而完全是利益驱动下的交易。

 

说到底，这是彻底丧失学术诚信和学术尊严之后的严重学术不端，要遏制这样的学术不端，就只能基于不信任原则对学者进行严格防患。为此，就要修改同行评审规则，不由学者自己推荐，而由期刊进行匿名评审，可是，不管采取怎样严格的评审规则，都可能令有的学者在学术利益面前而无视规则。

而且有的貌似严格的规则可能违背学术原则。国内行政部门也出台了诸多禁令，来规范学者的学术行为。可是，规范并没有提升学者的尊严，反而制造一系列限制学者学术活力的新问题。解决问题的关键是，怎样重塑学术的尊严，让学者有学术荣誉意识。这就必须推进学术去行政化改革。

导致学者学术尊严和学术荣誉意识不再的根本原因，是学术严重行政化。像发表论文，国际学术界也重视论文，但他们更重视论文本身的创新质量，不仅仅是看论文是否发表，发表在什么期刊。

然而国内不少地方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管理和评价，几乎把在期刊发表论文，作为评价学者的全部，只要发表，根本不看论文究竟有什么创新，这必然会促使大家在发表论文时走歪门邪道，甚至请人代写论文。需要追问的是，为何在这些论文被撤销之前，国内没有一个机构发现这些论文的质量不高，存在造假嫌疑？

学术行政化，很多时候出于学术利益，还会充当学术不端的保护伞，这进一步让学者失去学术尊严意识。两年前，国内学者论文被大规模撤销后，中国科协等部门出台了《发表学术论文“五不准”》，指向很明确，就是治理请第三方机构代写论文，代弄同行评审。可是，对于论文被撤的学者，没有任何公开报道，也没有公开学者所在机构是否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学术调查和处理。

只有推进学术去行政化，按照学术原则和规则进行学术管理和评价，才能让学者有学术尊严、学术荣誉感，并基于此参与学术活动，国内的学术才能融入国际学术环境之中。否则，严重的学术利益化和功利化，会令中国学术的整体公信力受到严重伤害，制约中国学术赢得世界的尊重。